在中国，自春秋战国开始，就产生了在铜镜上进行构拟宇宙结构的流行的做法。之所以有这种现象，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铜镜具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本身与光亮（光芒、光明）有关，所以很早就被人们视为是具有驱除魔障效用的东西。一般在中国古代的葬礼中，铜镜经常是必备的随葬品，这种铜镜往往在背面会刻有一些特别的铭文，如：“长乐未央”，“驱辟不祥”等等语句。从战国到秦及两汉时期的铜镜，十分流行一种在铜镜背面铸造一种特别的图案，这种图在考古学上通常被叫做“规矩纹”（中国的叫法）或TVL纹（国外的称呼）。许多研究者都相信规矩纹与宇宙结构有关，我们认为规矩纹其实就是一种宇宙结构图，从汉代许多与规矩纹铜镜的相配合的铭文看，应该可以肯定规矩纹以表现宇宙结构为主题，如新莽时的一块铜镜铭文：“新有单铜出丹阳，炼冶银锡清而明。尚方御竟大勿伤，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福昌，寿敝金石如侯王。”总体上说，铜镜的结构的思想来源与邹衍的“大赢海”宇宙观有直接的关系。关于邹衍的宇宙论，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转述，据《史记》的记载，邹衍认为过去儒者所谓的中国以及自大禹以来所划分的九州并不是整个世界的全部，中国以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是真正的大九州，这大九州中的每一个都有九个小州，合计有八十一州，外面又有大海环绕，九大州之间也有海水相绝，中国（齐州）实居其八十分之一。邹衍的学说在两汉大盛，桑弘羊在《盐铁论》中运用邹衍的学说，批驳儒者之愚腐。东汉张华在《博物志》中，把邹衍的学说加以发挥，认为“地南北三亿三万五千五百里”地陆地中心就是昆仑山，此山“最居中，八十国布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是好国也。邹衍的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天文学说“天圆地方”理论是能够相契合的，规矩纹中外部圆圜常呈齿状图样，可以理解为是宗教寰宇观中所描述的外部的铁围山，再之外还经常有水波纹做装饰，这应该就是宇宙最外围的大瀛海，无疑这个大瀛海是可以与天相接的，内部的正方形陆地也正符合“地方”之描述。与铜镜及邹衍的宇宙论相印证的，就是自周朝就出现的神秘的“明堂”建筑也被汉王朝修建成功，这种建筑据历史记载在西汉就已修建，以后新莽、东汉、唐朝等历代王朝包括明清都曾修筑过此类建筑，1956年陕西省文管会在西安北郊勘查新莽时代的一个大型建筑遗址据考证，就是王莽下令修建的著名的明堂辟雍。关于明堂，《月令》记载，“明堂者，所以明王气，统万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日辰也，下设十二宫，象月辰也。水圜四周，言王者动作上洒天地，德广及四海，方此水也。从陕西所发现的明堂遗址看，其总体布局，即中心建筑明堂与外部的圆形壕沟——辟雍与铜镜的规矩纹宇宙图式基本一致。此外，中国自古流行中原的昆仑山神话，也属于与铜镜、明堂相同的旨在构拟或统摄宇宙的一类图式，在汉代以后流行的昆仑山神话中，我们还注意到有一种独特的说法，即晋代王嘉在《拾遗记》中把昆仑山与印度的须弥山神话联系到一起，说：“昆仑山者，西方曰须弥山，对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层…”。看来两晋时期人们已经把昆仑山与须弥山视为同等的甚至是同一座神山了。关于中印这两座圣山的比较研究，曾经在20世纪60-80年代在国际学术界兴起过研究的热潮，中印和海外华人及汉文化研究学者对此多有论述，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昆仑山神话来自境外文化的传播，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就有如此主张，认为“昆仑”一词来自“胡语”，本有“黑色”之意。这里所谓的“胡语”，在中国多指西域一些民族的语言，波斯语在中国古代也被称为胡语。       就印度的须弥山的来源来看，据研究，它与波斯是有关系的。这主要是印度远古的雅利安人与波斯人祖先属于同一民族，在公元前2000左右从中亚地区各自向不同方向迁移，雅利安人向东南迁移，到达印度河、恒河流域，另一支民族即古伊朗部族，向西迁移而到达伊朗高原。这两个民族间在宗教上有不少共同的东西，尤其是印度须弥山神话与波斯的圣山Halla山神话有许多共同的观念。       围绕Halla山的神话传说的历史应该是很久远的，它在波斯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的经典《阿维斯陀》（Avesta）与稍后的《班达希申》（Bandaxisen）中被予以详细的描述，按照这两部经典的记载，作为世界中心，哈拉山的顶端是“伽罗.恩玛纳（Galor-nemana）”，意为“珍宝之宫”，又称瓦希什塔一阿胡、比希什特等，为天堂的一部分。在拜火教的宇宙观中，整个宇宙以北极星（Mex-igah）为中心而被划分成四个天区十二个区间。四天区分别以四个主要的星座为标志划分出来，东方以提什特里雅（Tistrya，天狼星）为首领，南天区以萨德维斯（Sadwes，天蝎座）为首领，西天区以瓦南德（Wanand，天琴座）为首领，北天区以哈佛特伦格（Haftoreng，大熊星）为首领。十二区间指天宇的十二个区域，与黄道十二宫相当。北极星下正对的就是哈拉山，这个大山所在的大地与天空是对应的，它也被分成四个地区和十二个区间。同时，哈拉山上有以狮、虎、鸟、马为名的泉眼，向世界四方流出四条大河，将大地分成四个等份。Halla在读音上与梵文kailasah相近，Kailasah是印度与中亚地区传说中的圣山，在佛经中又被称为Anavatapta（阿缛达山）或“大雪山”，传说此山上也有四泉眼，同时山南部还有一个神奇的大湖阿褥达湖，从这个大湖向世界四方流出四条大河，即恒河、印度河、博叉河、私多河。该湖旁生有通天的阎浮树，此树下盛产黄金。显然，从结构上看，哈拉山与Kailasah山基本是一致的，西藏的苯教的圣地俄木隆仁应该与这两个民族传说的圣山有密切的关系。       在西藏地区，据苯教的一些文献记载，常有苯教徒去俄木隆仁朝圣，这种朝圣活动既便到西藏和平解放前都没有停止。旅居法国的专门研究苯教的藏族学者卡尔梅.桑木旦曾在一篇文章中说，1959年以前人们常去所谓的大食朝圣，虽然朝圣者没有返回，但这并不能阻止信徒们对圣地的信仰。一般研究者把俄木隆仁与Kailasah山相比较，认为这个山所在的地区就是西藏阿里，冈底斯山就是传说中的圣山。冈底斯山在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及中亚一带的确名声显赫，也是印度教、佛教、苯教信徒心中信仰的圣山。但对许多苯教徒而言，冈底斯山可能仅仅代表着中的俄木隆仁的某个方面，而不是真正的精神家园，他们相信在大食还存在一个真正的圣地，这个圣地究竟有没有呢？       现在的历史学和考古学似乎为这个问题找到了答案。因为在古代波斯历史上，的确修建了一些宗教性的建筑，西藏的苯教信徒对于波斯有着神圣的崇敬之情，他们对其心目中的圣地的不舍追求或许就是按照这些建筑为其原型。在波斯，早在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拜火教就被奉为国教，居鲁士曾修建了一些宗教建筑，而在萨珊波斯王朝时，阿尔达希一世（Ardashir I）曾经出于宗教原因而修建了一个著名的圆形城市古尔，这个城市的结构可以说与苯教徒心中向往的俄木隆仁几乎一模一样。根据笔者的研究，波斯古城古尔（Gour）位于今天伊朗的Fars省，距离Shirlaz（设拉子）很近，它在古代曾经是萨珊波斯王朝时期重要的地区，这个圆形城市的本来名字是阿尔达希一克瓦纳赫（Ardashir-Kavanah，意为阿尔达希的光辉），当地人按其形状将之称为古尔，后来阿拉伯人占据此地后，由于Gour在波斯语中有“坟墓”的含义而被认为不祥，被Azododdowleh Dailamite改名为菲鲁扎巴德（Firruzabad或Fierouz-abad）。现在的古尔城遗址在Firouzabad市附近的萨桑镇，整体面貌仍然保存完好。作为萨珊波斯王朝的开创者阿尔达希尔一世下令并组织修建的一座特别的城市，在建造时，阿耳达希尔一世要求建筑师将该城按照神话中的宇宙中心的样子设计成圆形，并且其结构也十分特别。从现代的航空考古学摄影图片和一些相关研究来看，古尔城的构造是以其中心区域分四个层次向外展开。中心区的地势为全城最高，它包括最中间的一座人工堆砌的山峰，四座按东南西北位置分布的宫殿，这四座宫殿今天仅有两座还有相对完整的墙体，其中最完整的被人们称为火宫（Firetemple），另一座叫处女宫（Virgintemple），四大宫殿之间还有一些小形建筑。中心区之外的第二、第三个区域以及第四个区域的建筑现在都已经毁灭，仅仅存在不同层次的台地，使人知道这个圆形城市的内部是依照一定规则划分的。古尔城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该城城内还拥有四条壕沟，这些壕沟的分布从城市中心山峰向外呈放射状，分别正对宇宙四个方位，据我们分析，这四条笔直的壕沟，应该象征宇宙的四条大河，它们与古尔城外围的圆形城墙和最外部的更宽大的圆形壕沟是相通的。       古尔城的结构与古代波斯流传的以哈拉山（Halla，意为“黑山”）为宇宙中心的神话传说是一致的。如前面我们所描述的，哈拉山是波斯神话中宇宙的中心山峰，正对北极星下，这座大山之下又与地下城堡库西（Kuci）相通，这个地下城市被古代波斯以及两河流域的神话描述为具有“死亡之门”的特征，后来该城的通行名称Gour就是来自相关的库西的神话传说。       古尔城在古代西亚以及中亚地区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因为在这个城市附近的设拉子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有名的商业城，过往的东西方商人对于古尔城的见闻应该传布很广，而其独特的结构对于一些民族的宗教与神话也必然发生影响，比如波斯神话中的宇宙中心halla的读音以及意思对于中国就有影响，现今的喀喇昆仑山的名称中仍然还带有外来语的因素。西藏苯教徒去大食寻找的俄木隆仁或许就是这个神秘的古代城市。       对于古尔城与西藏苯教的关系，我们还应从更广泛的角度考察，因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西藏与外界地的关系和往来情况。       从东西交通史的角度看，西藏在很早以前就与中亚、西亚有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吐蕃（Bod）这个名称也很早就传到世界各地。据研究，西方人在公元2世纪就听说过西藏，古代希腊学者KlaudiosPtolemios曾经记载说亚洲东部地区有名为Bautai的部落，稍后的Greco-roman的作家AmmianusMar-cellinus把这支民族称为Bauts，说他们生活于东亚南部地区的高山（似乎指喜马拉雅山）山麓上。希腊罗马的作家对于西藏的记载虽然属于道听途说的性质，但这可以在某个方面表明古代时期西藏与外界的交流情况。在公元7-8世纪，吐蕃王朝强盛一时，其政治力量不仅深入到西域（今天的新疆地区），而且在中亚也产生影响。在这种前提下，西藏和外界的交往得到极大的推进。从近现代的学术性的历史研究和田野调查的结果来看，西藏长期以来与周边地区如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西域和中亚各民族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尽管青藏高原与外界存在一些天然的地理障碍，但这并不妨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引。历史上西藏与外界的商业贸易交流通道至少有三大段主要线路出口，一是中段边境线上的藏尼（西藏与尼泊尔）通道；二是南段边境线上的藏印（西藏与印度）藏不（西藏与不丹）通道；三是北段边境线上的藏印、藏克（西藏与克什米尔）藏回通道。藏尼和藏印通道是西藏与外界的重要贸易路线，主要藏尼线从西藏拉萨到日喀则，再到中尼边境的吉隆、聂拉木、樟木等地，由这里开始进入尼泊尔或锡金，南段的藏印通道则主要从西藏边境的亚东到达不丹或印度中部，再由这里向中亚或西亚延伸；北段藏克通道主要以西藏阿里为中心，向南到达印度西北的新拉，从这里向南可到印度其他地区，向西北到则达克什米尔，由此再到中亚或更远的地方。藏回通道主要向东北经拉达克到达回鹊（新疆）。中亚与回鹊历史上是古代连接Eurasia（欧亚大陆）的重要桥梁，自然有关西藏的信息很早就传到欧亚各地，反过来，外界的许多情况在西藏也有许多反响，比如在民间文学中，藏族不少民间故事就是外来的，如流传在欧亚许多国家的著名的长耳国王的故事在西藏的翻版就是长角国王朗达玛的故事。在这种交流中，外面的流行的思想传入西藏，并在青藏高原扎根生长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宗教寰宇观在西藏出现看来并非偶然。       在宗教的传播的问题上，可以肯定欧亚大陆的一些宗教尤其是拜火教与摩尼教可能很早就传入西藏，因为在唐代，中亚地区拜火教与摩尼教十分兴盛，印度也有帕西人信仰拜火教。摩尼教就是当时由西域传入中国，西藏自然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据专家研究，苯教有关世界起源的理论就具有西亚二元论宗教的特色。比如在11世纪形成的苯教经典《经部集要》中，还有再晚一些的著名苯教著作《黑头矮人的起源》中，就以这种二元论的思想来阐述宇宙生成的原理。这两部文献声称宇宙最初的状态是虚空，之后有一道光射出，于是就有了光明、黑暗、冷暖及阴阳的分别，这种状态交替作用又产生空气的流动，于是有了风，风推动看不见的雾气流动，在冷暖温度和风的作用下使雾气变成露珠，露珠凝聚成大水塘，以上所产生的几种因素继续交替作用，使水塘表面形成由泡沫形成一枚神奇的卵，这个卵经自然孵化而生成出两个宇宙之鹰，一黑一白。双鹰结合又产下三枚卵，分别呈白、黑、黑白相间的花色。后来，这三枚卵破裂，从中诞生出天神的不同世系以及一位会思考的混沌之肉团，名叫世间祈愿王，他以其思考能力创造了万物。在这里，光既是宇宙生成的原动力，也是神的性质的展现，这种性质带有善的一面。而黑暗虽然来自光的作用，但它仍然是与光明相对立的。在西藏，白色与善永远是同公正、诚实、无私、知识、聪明等相等同的，而黑色与恶则与偏见、欺诈、自私、愚昧、迷惘等属于一类范畴，无疑这是典型的一种二元论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在西藏的影响力我们可以从佛教文献记载的西藏古老的称猴变人神话中看的出来，在该神话中，藏人的祖先称猴与罗刹女结合产生藏地六大部族，由于称猴是善的代表，而罗刹女则代表恶的一面，所以他们的后代就具有这两类性质，有的人的本性善的方面居多，有的人恶的方面居多。显然，这种神话虽然带一点佛教的色彩，但其骨子里却遵循着苯教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波斯宗教的思维方式。       总的来说，西藏在古代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封闭、保守的世界，藏族祖先很早就以积极的态度与其他民族交往，对于外民族的东西，能够进行积极的学习，并将之进行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藏族苯教可以说是我们研究藏族与外民族交往的一个较好的题材，通过对于苯教中外来思想的分析，无疑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人类文明体系的更深入的认识。   1 2